黄仁勋指出，台湾半导体产业的腾飞并非源于内部封闭式研发。
在硅谷的技术爱好者圈子里，Lex Fridman的访谈节目独具特色，常能让科技领袖卸下防备，探讨宏大且哲学性的话题。
近期，英伟达CEO黄仁勋在车内与Lex Fridman进行了交流。对话中，黄仁勋不仅探讨了AI的终极形态，还剖析了20世纪科技史上一个显著的财富创造现象：台湾地区如何在芯片领域建立起如今难以撼动的统治地位。
在半导体成为全球战略焦点的当下，人们常将台积电的成功归因于“工程师红利”、“高强度工作”或“对单一技术的专注”。然而，在黄仁勋看来，其根本逻辑是一场持续半个世纪、相互关联的“开放策略”与“借力发展”的精密博弈。
核心技术的突破并非通过封闭式埋头研发实现。历史进程往往由那些善于借助他人基础的人推动。
飞利浦的关键合作与李国鼎的前瞻性
黄仁勋在对话中提及了一个鲜为人知但至关重要的历史起点。
如今强大的台积电以及光刻机领先企业荷兰阿斯麦，其根源均可追溯到荷兰飞利浦。阿斯麦成立于1984年，是飞利浦与荷兰半导体设备商ASMI合资成立的企业，其初期商业化产品正是飞利浦研发多年的PAS 2000晶圆步进机。台积电的诞生同样与飞利浦紧密相关。
时间回溯至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。当时，台湾地区正从代工制造向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型。李国鼎清楚认识到，要在未来立足，必须引入核心底层技术。1986年，张忠谋应李国鼎邀请返回台湾，随后在政府出资的框架下，吸引飞利浦等企业共同投资，台积电于1987年2月正式成立。
台积电1987年成立时的股权结构反映了这一路径：当时的“行政院国发基金”持股48.3%，飞利浦持股27.5%，成为第二大股东，民间股份合计24.2%。飞利浦不仅提供了资金，还带来了技术、专利授权以及高管的深度参与。台积电的起点并非源于几个天才在实验室的凭空创造，而是在政府主导下，通过市场准入和产业政策换取技术溢出、与全球巨头深度绑定，从而实现工业体系升级的典型案例。
IBM的开放标准与台湾的借力发展
如果说引入飞利浦是奠定基础，那么真正推动台湾地区科技产业链爆发的，是IBM在20世纪80年代初打开的局面。
1981年IBM推出PC后，于1982年公开了除BIOS之外的大量技术资料，形成了PC的“开放标准”，使不同厂商的标准化部件可以互换。关键区别在于：IBM所做的并非软件意义上的“开源”，而是硬件架构文档的公开，BIOS并未以开源代码形式释放。但正是这种“有保留的开放”，为兼容机生态系统提供了蓝图。
这成为台湾工程师们等待的重大机遇。由于缺乏建立全球品牌和操作系统的能力，台湾科技从业者没有制造整机与戴尔、惠普直接竞争，而是专注于产业链的细分领域：设计芯片组、制造主板、从事代工。他们将设计好的芯片交由刚起步的台积电和联电生产，凭借制造效率和成本控制，在PC产业链的底层占据了位置。
当年年轻的迈克尔·戴尔，创业模式简单直接：从台湾批量采购主板和零部件，运回美国组装后销售。这背后指向的结构性事实是成立的：台湾的开放标准红利，并非依靠“自主研发全部环节”获得，而是通过融入全球分工、将制造效率和成本控制做到极致来实现的。
半个世纪的三级推进：开放、合作与定位
根据黄仁勋的分析，台湾地区芯片产业链的崛起有一条相对清晰的路径：
第一级，借助巨头的技术溢出。通过李国鼎时期的政策布局和飞利浦的深度参与，获得了半导体制造的入场资格。第二级，拥抱开放的行业标准。借助IBM的开放架构，切入PC零组件和代工生态，完成资本积累和工程能力提升。第三级，在代工模式上全力投入。张忠谋推动的“纯代工”模式，本质上也是一种极致的开放：不创立自有品牌，不与客户竞争，只作为全行业的底层基础设施。
这条路径表明：在硬科技领域，懂得如何“连接”和“融入”全球网络，可能比单纯追求“全链条自主”更为关键。
算力竞争：谁在重现当年的策略？
历史进入AI时代。全球正在为算力展开激烈竞争。当前哪些巨头的行动，体现了当年那种“借力发展”与“开放合作”的前瞻性，各自又付出了何种代价？
微软与OpenAI的联盟，仍是理解“借力发展”的切入点，但其演变过程本身就是一堂更深刻的课程。微软提供算力、资金和分发渠道，借助大模型的“鸡”重振云和搜索业务；OpenAI则借此实现技术扩张。到2026年，这段关系已从“深度绑定”转向“重新界定”：微软仍持有OpenAI约27%股权，OpenAI也承诺采购2500亿美元Azure服务，但微软不再享有独家授权，OpenAI可转向其他云服务商。这表明，“合作共生”从来不是静态的婚姻，而是一组随生态位变化而不断重新谈判的契约。
Meta的Llama发展路径则提供了另一个例证。Llama开放权重曾是一个教科书式的“IBM时刻”，以极低门槛吸引大量开发者，下载量一度达到约12亿次。但到2026年，Meta已基本停止Llama后续开发，转向闭源模型Muse Spark，不再开放权重下载。这并不意味着“开放失败”，而是说明：开源不是终点，而是特定竞争阶段争取生态位的工具。当“降低门槛”不再服务于商业重心，当维持开源领先的边际成本超过闭源变现的吸引力时，战略转向就会发生。更准确的教训是：开放的生命力，取决于它能否持续为发起者创造不可替代的生态位价值；一旦这个条件消失，“开放”就会被重新评估。
相比之下，最稳定地持有“开放基础设施”生态位的，恰恰是英伟达自身。黄仁勋深知，英伟达最深的护城河并非那块GPU，而是CUDA这个庞大且开放的软件生态。截至2025年，NVIDIA开发者计划已汇聚约600万名开发者，CUDA生态涵盖超过400个库、3700个GPU加速应用，累计下载量突破5300万次。开发者借助英伟达的算力生态孵化应用，英伟达则赚取底层基建的利润。这种开放平台战略，就是AI时代的“纯代工”模式：不争一时一地的应用胜负，而是成为所有人都无法绕开的一层。
硬件端的“硬基建”同样在强化这一格局。台积电的CoWoS先进封装是当前高性能AI芯片的刚需工艺，英伟达已预定台积电2026年80万至85万片规格的CoWoS晶圆产能，独占全年过半配额。台积电和SK海力士因AI算力对硬件需求的暴涨而迎来新一轮扩张，它们依旧是那些巨无霸企业无法绕开的底层节点。
结语：技术历史的残酷与浪漫
历史不会简单重复，但总是押着相同的韵脚。
当年那个从台湾供应链中寻找机会的迈克尔·戴尔，未必预见到四十年后，基于这些制造能力建立起的算力网络会驱动人类最伟大的AI革命。当年把飞利浦引进来的李国鼎，也未必能完全预见，这座岛屿会成为卡住全球半导体咽喉的巨人。
在这个算力即国力的时代，与其盲目追求“全产业链”的封闭式研发，不如去理解黄仁勋所指出的那种战略：开放生态、合作共生、找准生态位并坚持到底。但Llama的转向也提醒我们，这种战略需要一种比“信仰开放”更冷静的东西：对自己在每一个阶段的生态位有清醒的算计。技术的突破从来不是一座孤岛，它是一个网络。谁能成为这个网络里最高效、最难被替代的节点，谁就能掌握下个时代的定价权——而“开放”或“闭源”，不过是抵达那个节点路上，可以更换的鞋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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